2020年6月25日晚19：30，正值端午佳节，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文战“疫”经典“云”导读系列讲座之五——“从大字横幅到温馨贴士——解读半年来国内外抗疫公示语流变”于线上顺利举行。
作为本学期外国语学院人文战“疫”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本次导读的内容是2020年1－6月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在全世界各地涌现的各类抗疫宣传公示语，导读人为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丁韬博士。本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磊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翟远见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嵩老师、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导师杨永林教授共同担任嘉宾点评人。共有170余位校内外师生齐聚网络直播间，为系列讲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丁韬博士将这次的讲座分为上篇“读”、下篇“解”两个彼此相扣的环节。在上篇中，丁韬按照疫情前、疫情早期、疫情中期的三个阶段带领听众详细读取了30个不同的国内外抗疫公示语。在疫情前的示例中，丁韬展示了三组共六个与流感防治宣传的公示语。之所以选择流感作为示例，一方面是因为在防控早期部分人认为新冠肺炎只是一场大流感；另一方面，这种呼吸道传播的疾病在抗疫宣传策略和手段上也确实有一些相似。在这三组公示语中，丁韬指出，根据宣传对象受众的不同，在抗疫宣传方面，有着面向家庭、面向社会、面向儿童比较明显的特征。例如在家庭方面多采用共情策略，在社会方面主要强调能动性，而在儿童向的防疫公示语方面，则要考虑年龄因素和接受度，比如以培养儿童卫生习惯为主，多采取形象化的图示表达。
接下来，丁韬展示了“读篇”的第一个重点部分：疫情早期的公示语宣传。早期的宣传，由于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了解，催生出了国内外公示语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宣传策略。在国内，在人们对新冠肺炎严重性认识不是很明确，仅有2003年的“非典”疫情作为对比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从疫情发源地的湖北到周边省份，再到像辽宁这样比较远但是交通要地的省份，许多村镇都采取了一种“引起恐惧”的宣传策略，如把吃野味等同于寻死，对带病回家等不配合行为进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绑架等等。尽管道德攻势是公示语宣传中的一种可用策略，但“高压”却无疑是一种消极的运用方式。虽然从当时的背景、从最终效果来看，这种方式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毕竟不能算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宣传策略。而在国外，人们初期崇尚自由主义，完全对新冠肺炎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许多国家直到4－5月份抗疫宣传依然停留在空喊口号上，并没有将完善的防疫策略宣传出去，最终导致了国外疫情的疯狂爆发。
然后，在“读篇”的第二个部分里，丁韬博士展示了疫情中期公示语宣传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变化。在这一组的12个公示语中，不但公示语在国内外的载体有了明显的转变，内容上也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在国内，人们逐渐对新冠肺炎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之后，从2月下旬开始的宣传，各地（湖北武汉除外）就逐渐地转移到了复工复产为导向的宣传口径上，包括鼓励复工复产，鼓励安全的出行方式（开车或骑车），提示正确地使用公交和电梯，提示在公共场合的安全防护措施等。以北京和广东的公示语为例，国内疫情中期的宣传已经基本摆脱了早期被恐惧感支配的阴影，极端的、消极的宣传用语消失了，整体走向了一切回归正轨的正确道路。而在国外，尽管疫情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管理者也逐渐找到了宣传的正确途径，使用以个人卫生习惯（掩口鼻、烹熟肉）和社会卫生策略（social distancing）相结合的二元宣传方式，以防御措施、防御力度的宣传口径进入了主流，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国内外的宣传流变都表明，进入疫情中期，宣传开始变得温馨，变得有人情味，而不是冰冷或者消极。
上半场结束，进入下半场的“解篇”。丁韬首先针对国内外公示语研究的一般现状做了一个评述，从“因时利势”的四个维度进行了解析。丁韬指出，公示语的研究目前来说，针对宣传功能的研究比较少，因为比较难归类，也比较零碎，但实际上还是可以按照通告类公示语的一般规则去处理。此类公示语要求好读、易懂、具有操作性，并尽量在可行的篇幅和尺度内解释清楚原因。纵观半年来抗疫公示语的演变规律，不难发现，从早期的苍白、消极、空洞到中期的温馨，有一条很明显的时间线贯穿其中。并且，基于疫情的宣传，应当遵守目的性、去神秘性和中性化的策略，这也是后来防疫公示语演变的进一步方式。
并且，抗疫公示语还有明确的形势性和利益性，也就是目的性的表述：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防、是控，还是恢复？当前疫情从数学模型上是处于上升期，控制期还是退行期？当地的防控响应级别是1级、2级还是3级？这些因素，都对公示语的宣传口径和策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从公示语的流变过程中，见微知著，解读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国外的两重天地。
当前，防疫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北京新发地的疫情爆发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收紧防控力度的同时（北京已经全市恢复二级响应），如何在当前而不是过年时的季节、社会、生产秩序因素下，进行有效的防控，特别是引导民众配合防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在宣传上找到正确的力度。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矛盾，就是在于宣传是针对大众的，但是个体的反应又无法预知。对于这个问题，丁韬也结合5－6月份在湖北、江苏、美国、日本等地出现的新公示语，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尝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就此完成了讲座的讲解。
在点评环节中，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翟远见副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本次讲座有五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是跨学科性，讲座中涵盖了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还有心理学的多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宣传中需要考虑的点。第二是国际视野，不但有中国的防疫宣传公示语，也有外国的，在中外的层面上找到共性，形成对比，特别是宣传策略上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第三就是前瞻性，对于疫情即将长期存在的可能，要怎么做，怎么在宣传上应对，提出了方案。第四是目的性，在宣传中强调了目标到底是谁的特征。第五是务实性，避免口号化，避免千篇一律，进行有的放矢的宣传。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嵩老师指出，此次讲座对人最大的启发就在于强调了宣传在这次抗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直是受到关注比较少的部分。丁韬博士的讲座指出了它可能存在的价值，比如用最少的力气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比如用合适的宣传攻势收获人们的觉悟。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强大的宣传工具，比如快手、抖音、微博等，它们的受众本来可以更多。最近抖音在国外特别是意大利很火，这种增长的潜力对于我们宣传攻势的运用是有提振作用的。
清华大学外文系杨永林教授指出，丁韬博士的这个研究方向选的很适合时势，不论是从2月份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还是到3－4月份的对口国外支援抗疫，其实都非常需要我们去使用宣传工具。而公示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途径，用什么，怎么用，怎么书写，都需要制定规范与标准。我们国家已经渡过了各自为政的标准阶段，接下来，可能会需要国家层面、甚至国际化视野的标准，这是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时代，需要专业的学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决策。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中，丁韬博士解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问题。譬如，针对疫情宣传公示语的外文译写应如何参考标准，目前为什么防疫标语在材质载体上依然以横幅为主流，为什么用“因时利势”的维度来解读公示语的转变，公示语在分析上一般采用什么理论框架，以及一些趣味公示语如何翻译，公示语语料如何收集等问题，丁韬都一一作了解答。最后，在夜幕降临的时分，这一场收获多多的讲座顺利结束，为本学期的外国语学院人文战“疫”经典“云”导读系列讲座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