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7日晚19:30，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文战“疫”经典“云”导读系列讲座之四“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疾病的隐喻》，剥离疾病的文化幻象”于线上顺利举行。

本次导读的书目是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导读人为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唐微博士。本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磊教授主持，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范一亭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徐浩副教授共同担任点评人。共有数十位校内外师生齐聚网络直播间，参与此次讲座。

唐微博士首先对该书的写作背景和理论基础做了简要介绍。读桑塔格，首先不能不谈到她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反对阐释”这一观点，即忽视事物的形式和表面而对其内容进行过度阐释的行为。她还提出“新感受力”（new sensibility）的概念，要求搁置内容与意义，建立一种注重表面和形式的“艺术色情学”。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通过考察和揭示结核病和癌症如何被逐步隐喻化，来破除附加在疾病上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惩罚性的阐释，批判疾病隐喻之后的文化压制，要求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一种身体的生理现象。吊诡的是，尽管桑塔格极力试图剥离疾病隐喻的含义，却又在本书一开头接连使用“生命的阴暗面”和“疾病王国”两个隐喻。这种通过一种阐释抵御另一种阐释的做法造成了论证方式和论点的分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书的说服力。此外，考虑到桑塔格自己和她父亲的患癌经历，我们应当用怀疑的眼光去进行文本细读，思考我们是否真的有可能摆脱疾病的隐喻，以及桑塔格是否采用了书中的立场来对待自己现实的患病经历。

随后，唐微对该书展开了具体、详尽的文本细读。一开始，桑塔格对肺结核和癌症这两种疾病的隐喻和想象差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解构。她从疾病本身的病因、病症和治疗方案入手，对二者进行了时空上的定性，并据此详细论述和挖掘了结核病从浪漫化到阶级化的过程。结核病是一种具有时间属性的疾病，加速和照亮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相反，癌症则是一种空间属性的疾病，癌瘤“扩散”或“增生”，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对狂暴情感的压抑被看作是癌症的诱因，而结核病引起的发烧则被视为身体内部激情燃烧的标志。此外，我们对自己身体不同部位的等级观念致使通常发生在肺部的结核病更容易被拔高和浪漫化，而癌症却可能会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器官中，甚至是某些让人难以启齿的部位，所以不容易被精神化。十九世纪的人们认为，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利于结核病人康复，结核病因此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但对癌症患者来说，患癌的过程格外痛苦，治愈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结核病人苍白和消瘦的外表成了节制、优雅和敏感的标志。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威胁到渐渐失势的贵族的文化优势地位，因此贵族阶级将结核病人的消瘦姿态视作精致贵族的标志。这一时期，与结核病相关的浪漫化的隐喻从一种社会态度走向一种美学化的巅峰。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变身为妇女对“以瘦为美”的推崇。

接下来，桑塔格比较了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特别是霍乱和梅毒）的想象性差异。在19世纪文学作品中，结核病继续被灵性化和感伤化。它让富有德行的人变得更加富有德行，还为道德有失的人提供了救赎方法。反之，梅毒则被视为天罚，是对不正当的性行为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不过，唐微也指出，除了道德评判，梅毒也可被称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另一种披上浪漫外衣的天才病。梅毒在欧洲蔓延的近500年间，患上梅毒和死于梅毒人数众多，其中不乏福楼拜、波德莱尔、尼采等名人。梅毒螺旋体会侵害人的神经中枢，导致患者处于狂喜、幻觉、精神亢奋的状态，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变得敏锐。福楼拜就声称梅毒与高智商、高智慧的大脑活动有密切关系。因此，这样一个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在亢奋的性欲和虚幻的爱情激情的双重作用下，成为了一种获得艺术创作源动力的最佳工具。诺艾尔·加拉格尔（Noelle D. Gallagher）在她的《疥疮，淋病和梅毒：18世纪关于性病的想象》（Itch, Clap, Pox: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Imagination）中指出，当时的性冒险与军事冒险画上了等号，梅毒造成的伤疤被比作战伤。性病被视为男性的成长仪式，展现男性的力量勇气和对传染病风险的不屑。女性、特别是妓女则被妖魔化为传染性病的掠夺者。

在本书的最后两节，桑塔格探究了疾病隐喻的经济学、社会和政治联想。她认为，结核病是对身体能量消耗的消极联想，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反对消耗和浪费，认可计划和节制有限资本的态度。而描述癌症的语言（“畸形增长”、“能量压抑”）则与二十世纪发达资本主义要求扩张、投机和创造需求以维持和刺激再生产的模式格格不入。

桑塔格指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被赋予了腐败、污染、反常等令人心生恐惧的道德上的意义。疾病不仅作为本体，也作为喻体，用以喻说其他的事物。它的修辞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我们关于邪恶的情感被投射到疾病之上，而被赋予了这些意义的疾病又被投射到世界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反犹主义者就曾以梅毒比喻欧洲的犹太人。唐微强调，对流行病和传染病的描述通常具有这样一种特点，那就是疾病和病毒一律来自他处，来自与自身不同的“他者”。疾病的祸主总是由异邦担任，这种观点与关于异邦的邪恶化想象十分合拍。譬如，梅毒早期在英国被称为“法国病”，在法国被称为“日耳曼病”，在日本被称作“唐疮”等。

桑塔格引用波德莱尔的说法——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就像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来说明反民主派人士对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的反对。唐微联系波德莱尔原文的上文，认为这是桑塔格的误引。波德莱尔其实是在褒义的层面上，将梅毒与他支持的共和政治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在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等人那里，疾病的隐喻被用来言说治国术。正如疾病源自身体内部失衡，政治和权力等级的混乱也会造成社会失序。控制社会危机如同控制恶疾一样，需要有先见之明。疾病隐喻更恶劣的一种用法是赋予激进的政治行为和暴力革命以正当性。只要将某种现象描述为邪恶的疾病，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将其去除，这事实上是在煽动暴力。

在结论部分，桑塔格指出，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种种隐喻反映了我们不敢直面死亡、无力限制过度消费等文化上的巨大缺陷。她同时预想，随着医学进步，癌症的治愈率大大提高，人们能最终摆脱癌症的隐喻。不过，在唐微看来，桑塔格可能对医学缺乏更深的理解，对医学的未来期望过高。进入信息爆炸时代，面对更多渠道和各种医学专家的健康和养生信息，人们似乎更加难以面对疾病和死亡。人们对疾病的想象不仅没有祛魅，反而出现了复魅的趋势。

随后，徐浩副教授和范一亭副教授分别从哲学、社会、文化角度，结合当前新冠疫情，作了精彩的点评。其中，徐浩认为，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讨论尽管略显“矫情”，但总的说来，本书的主旨不仅符合当时“打破一切”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也贯穿了西方精神，即真理心态（本质主义）和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桑塔格对各种文学作品中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的隐喻进行分析和梳理，展现隐喻的内涵随时间不断变化，事实上打碎了这些隐喻本身的真理性。不过，随着语义不断被剥离，真理被不断打碎，最后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问号，真理永远无处可寻。桑塔格看似采取中立立场，对加诸疾病之上的隐喻进行攻击，却对自己的患癌经历只字不提。由此，徐浩联想到知识分子作为所谓“社会良心”的身份问题。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改变的同时，也蕴含摧毁一切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应当不断自省，时刻警惕以集体福祉的名义为个人利益发声的行为。

范一亭副教授为解读本书提供了多个不同的切入点。首先，该书为有关“他者”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并且与齐泽克对“他者”的看法不谋而合。齐泽克指出，人们之所以厌恶患有艾滋病或麻风病的“他者”，是因为不想“成为”他们。这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疫情中常阳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会引发公众关注和担忧。其次，书中揭露社会公众对待特定疾病和病人的不公正态度，也可看作是阿伦特所说的某种“平庸的恶”。与桑塔格的其他作品不同，《疾病的隐喻》充斥着大量“刻奇（Kitsch）”的文学情怀，强烈地回归了文学传统，可以视为桑塔格自我的“宣泄”（catharsis）。最后，他将本书与大卫·哈维近日发表于《雅各宾》上的文章《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进行了联想式解读。在哈维看来，疾病具有“揭示”阶级性和“掩盖”阶级性的两面性。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流行击碎了传染病不承认阶级性或其他社会屏障的说辞，消费和需求的萎缩使消费主义驱动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新工人阶级”要么面临感染风险，要么面临失业。另一方面，疫情在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同时，却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范一亭提倡，我们不仅要了解桑塔格对疾病隐喻“进化史”的总结和分析，也应该像哈维一样，将疾病的意义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进行考察。

讲座最后，张磊副院长作了总结发言。在他看来，《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自我的、回归文学的书写方式在文学人眼中可能是一种“可爱”的“矫情”，但这并不能掩盖该书缺少系统论证、革命性不足等缺点，可谓是成也“自我”，败也“自我”。本次导读不仅让我们关注和警惕疾病隐喻可能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以及发出警告的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更鼓励我们在哈维和桑塔格的跨时空对话中，对新冠疫情和疾病本身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

作为外国语学院人文战“疫”经典“云”导读系列讲座的第四场，本次讲座继续得到校内外、院内外师生的支持与关注，再次表示衷心感谢。今后，外国语学院将会继续举办以多语种为特色、以人文助学为主旨、以外语复合型学习为目标的系列活动，诚挚为校内外师生奉上人文经典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