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学院2018-2019秋季学期首场多语种“外国文学/文化前沿理论读书会”暨校级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欧美文学与文学理论前沿研究创新团队”首次活动顺利举行

信息来源:外国语学院  发布日期:2018-09-29 16:50  浏览次数:


  9月27日下午1:30,本学期外国语学院首场多语种“外国文学/文化前沿理论读书会”暨校级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欧美文学与文学理论前沿研究创新团队”首次活动于我校昌平校区407办公室顺利举行,共持续三个小时。本次读书会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英语语言文学所所长张磊担任导读人,“欧美文学与文学理论前沿研究创新团队”青年骨干教师蔺玉清主持,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德语专业、大学英语的多名师生参加。本次读书会所选书目为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的《流动世界中的文化》(Culture in a Liquid World)。作为20世纪英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对我们当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流动世界中的文化》一书更是将“流动的现代性”这一“鲍曼式”的核心概念与“文化”进行了精准而又深入的结合。



  首先,张磊对鲍曼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整体评述,对其思想体系中的几个关键词——“现代性”、“流动性”、“流动的现代性”做了一一的解读,同时将《流动世界中的文化》的思想与鲍曼的其他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等)进行了勾连与比较。

  随后,张磊带领大家将视野聚焦在本次读书会的中心文本上。首先,厘定本书探讨现代性的语境应为“欧洲文化”。在对第一章(“文化概念:历史的衍变与阐释”)的导读中,张磊“线性”地重新梳理了不同阶段“文化”概念的衍变,并强调鲍曼在这一书写过程中与不同思想家就“文化”(概念与职能)问题进行了理论“互动”,将既有观点“问题化”,深入探究不同观点背后的生成机理。具体而言,“文化”概念滥觞于启蒙运动时期,它帮助“人”确定自己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文化主要由主流知识阶层建构,起到促发改进、教化“群氓”的作用。针对这一观点,张磊向大家推荐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并提纲挈领地梳理了阿诺德对“文化”的略带乌托邦性质的界定:它应为两种精神(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融合,一方面教导人们勤于思辨(即“开智”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教化与服从,而人类世界的“失序”状态正应由“文化”这类因素进行诱导——它旨在“使所有人生活在甜美和光明的气氛中”。鲍曼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此时“文化”以单方协议的形式存在,话语权的单方性以及文化的阶层局限性最终导向了殖民的需求与文化进化论的产生。此后,“文化”概念发生了狭义化的演变,典型可见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换言之,文化开始与特定阶层的属性相关联(精英文化的诞生),开始发挥“守成”的作用。而本质上,这仍是一个类似此前“协议式”存在的运作模式。在鲍曼看来,当代社会已进入“后范式”时代,文化失去了原有地位,其职能从最初的准宗教性作用(教化)或(随后的)社会“平衡器”(守成)角色转变为流动世界中的“商品”,在服务于消费市场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而这种现代逻辑也形塑了文化精英的现代面目:杂食性。张磊由此出发,比较了鲍曼之“流动性”与“晚期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后现代性”、“超现代性”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加深了大家对“流动性”的理解。随后,大家围绕“杂食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在对第二章到第五章(“时尚、流动的身份和今天的乌托邦”、“文化:从民族构建到全球化”、“大移居世界的文化”、“走向统一的欧洲之文化”)的导读中,张磊首先梳理了鲍曼的行文逻辑:从文化概念的“历史”(演进)过渡到当代语境下的文化(概念与现象)。具体而言,21世纪的文化屈从于商业社会中“时尚”的逻辑——时时保持“最新”状态却只追求瞬时性存在;全球化逐渐削弱了文化“用以构建民族国家”这一职能的必要性,从而导致了“人权”意义逐渐向“差异权”转变,而这必然导向“文化的悬置”,最终造就“多元文化主义”。第四章接下来探讨了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两面性,张磊着重强调了鲍曼(借由引述阿兰·图海纳的观点而)阐发的多元文化主义之“弊”:文化多元主义造成的威胁感与不确定感容易导向文化社群主义,最终造成“文化围城”(以及新的“边界”)的出现。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乌托邦性质,若不采取审慎态度,将会造成新一轮“历史的自我复制”。第五章则主要思考了欧洲文化的未来方向:超越基要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走向“视域融合”,而在鲍曼看来,欧盟是这一“融合”最好的范例。张磊带领大家进一步思考在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基要主义之间彼此转化的可能性,随后大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深化了各自对这一主题的理解。


  在第六章(“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文化”)中,鲍曼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探讨了当代对文化进行“管理”的方法与可能性。在他看来,文化创作与接受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需要依靠国家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国家在文化引导过程中的价值、而不是全然摒弃国家的这一职能,同样是“流动性”的体现。正如安娜·蔡德勒·雅尼谢夫斯卡所言:“是‘接受者’而非内容和形式,或‘管理者’和‘艺术大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文化政策的焦点。”这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而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次读书会旨在增进师生间的交流与学习,教学相长,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本学期,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欧美文学与文学理论前沿研究创新团队”将会一如既往地定期举办读书会活动,以期为我院、我校师生提供前沿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外国语学院

2018年9月29日